少數選票

還有葡裔人士投票嗎?自特區政府掌政澳門後,土生葡人的棄票率又會否再創新高?這會否對某候選組別有利?剛適應澳門生活的Pedro Lobo、Jorge Fão 和 Gary Ngai講述自己的政治參與,他們不承認這片土地是自己的根。   Sónia Nunes     當談及葡人在澳的影響和角色時,就出現「文化」、「文物」、「葡語」這些字眼,「政治」總排在後面,茶餘飯後才在土生葡人口中隱若出現。自1999年起,本澳選舉的參與度提高了,但葡人社區卻被遺忘,而在選戰中,也看出了葡人缺乏動力,與候選人向前邁進。那現在怎辦?葡人選票將何去何從?   想知有多少葡裔選民投票是不可能,因為據行政暨公職局表示,選民登記是不用填寫國籍的。   據2011年人口普查數字顯示,移民佔澳門人口59,1%,當中只得1,853位來自葡萄牙。本澳葡裔人口剛好逾4,500人,純葡裔和土生葡裔兩者總數達8,106人,票數足以誕生一位議員。   但數字還是數字。「今日葡裔選民力量,不及從前,我們的小宇宙微不足道。各候選組別也不覺得政綱需要爭取葡人社區支持,因為難以影響選情。」葡人之家協會理事Peter Lobo說道。他曾經是零九年立法會選舉「齊聲建澳門」候選人之一。   Lobo將葡裔選民分為兩類:「一類,熱忱參政生活;另一類為敬而遠之。」據從事教學的Lobo表示,不懂粵語是他們疏離政治生活的主因。   「我們再次呼籲葡人社區關注選情,這是一項權利和義務,我們在澳門居住。無論立法會有甚麽決定都對我們有影響。」Lobo 鼓勵說。然而他強調,這次選舉將有機會選出兩位民主文化出身的議員,「這是樂見的。」   傲慢與偏見   陳美儀助選顧問之一Jorge Fão,對支持的候選人信心十足。「葡人社區將參與[選舉],雖今屆沒有比往屆雀躍。」Fão這位前議員說道,他正與少數族裔的候選名單「打雷台」。   然而,周日投票的葡裔和土生葡裔都是「過來人」,即大多數人「回歸前已登記選民前。」Fão同意自1999年以後葡人社區的「參與度弱了」。當對身份認同產生疑惑,Fão有感而言:「年輕人對政事不感興趣,但老一代人對政治又一厥不振。」   他說:「有人覺得自己活在借回來的土地之上,對政治失去興趣,這一思維如病毒擴散,我們要拋開這一想法,走出這陰霾,努力將自己融入到自己出生、屬於我們的社區。」   「團結,與華人一起組成候選名單,共同努力,政策透過對話與交流而成的。」 這就是特區時代首位葡裔立法議員Jorge Fão的意見,是他留給將來的接班人。 「雙方各自捍衛着自己的優越感,這是一大心理障礙,只有跨過這一偏見才達至溝通。」聰明的Gary Ngai補充道,也交待了葡人社區參與政治的下降。「他們彼此要公平對待。」Ngai是總督Carlos Melancia的前助手,也曾翻譯關於毛澤東的書籍。   然而,Ngai認為「立法會之上須至少有一個葡裔和土生葡裔議員」,從而替葡人發言。「葡人社區須有凝聚力,變得堅強,同聲同氣,像當代Ho Tin和其他人一樣。一定有像Carlos Assumpção魅力四射的領導出現」他指出。「各自為政,前路更艱難。」   葡裔選民:值得投嗎   明知可以投票,但偏偏不辦理選民登記,寧可對政事守口如瓶,置若罔聞,甚至置身事外,有人聲稱自己與政治無緣,有人從不輕信政制,亦有人連澳門選舉都不知。年輕的葡裔澳門人,似乎不多參與關心立法事務,甚至談公共議題的興趣也沒有。 葡語新聞台《Canal Macau》記者Lina Ferreira則是例外。今年,她首次在澳門投票,並同意接受採訪。「從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那一刻起,我就很想登記當選民。當我在葡國居住時,我沒有把握投票的機會。既然在這裡生活,那為甚麼我不珍惜這張票?」她補充道。   然而,藝術家José Drummond 背道而馳,持相反的意見。「在後殖民的時代巨輪下生活,我不知道參與政治是否有意義。」他知道,賦予新移民投票權的重要性何在,「給新居民有份參與公眾決策過程的錯覺」。葡人考慮到自己在選民中佔比數不大,因此奉行「投得幾多得幾多」。…

競選規則對民主派不利

本屆立法會參選組別數量高過競選期天數,二十組人馬僅有兩周時間開展競選宣傳活動。他們能如願以償嗎?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競選顧問裡克•裡德(Rick Ridder)認為,澳門當前的競選規則是不可能令候選人開展嚴肅的政治辯論並令選民投出知情票的。馬塞洛•列貝洛•德索沙(Marcelo Rebelo de Sousa)亦對如此罕見的澳門案例進行了評論。   Sónia Nunes   今年四月,澳廣視停播時事節目《澳門論壇》。復播之後出臺了新規則:除參選者以外,普通澳門市民均可以參加此節目。通過此種方式,參選者宣傳自己、爭取民眾支持的權利就被剝奪了。此外,有媒體透露,一家報紙收到命令:不得刊登採訪參選者的文章。這些事件均發生在選舉前的五個月裡,原因只有一個:除競選期以外,不得開展任何政治宣傳活動。 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選管會)制定的競選規則規定:在競選期之前,各組別的候選人不得接受採訪、披露政綱、或開展選舉相關的活動。事實上,競選規則所應當確保的是令全部候選人公平地開展競選活動,而不是剝奪部分候選人的言論自由權。 國際政治顧問協會前會長、競選活動專家、美國人裡克•裡德(Rick Ridder)對澳門立法會選舉進行了評論:「在我看來,禁止在競選期(為期兩周)之前開展政治活動明顯是企圖鉗制反對派候選人的聲音。」此外,通過禁止在競選期之前開展宣傳活動,選管會也會把「選民聽取新意見以及討論新想法」的機會降到了最低水準。 裡克•裡德是比爾•克林頓和戈爾總統大選的高級顧問之一。對於他而言,澳門不存在令所有候選人向選民平等宣傳的機會。他說,本屆立法會直選共有20個組別參加,「在為期兩周的競選期內,令選民作出充分知情的投票決定幾乎是不可能的。」 裡德曾在17個國家開展過相關工作。據他介紹,立法機構的競選期一般為四到六周的時間。他說,澳門的時間期限「極不尋常」。他解釋說,競選前的政治活動亦「同樣重要」,以確保選民和候選人可以廣泛地辯論政治問題。他強調,「兩周的時間根本不足以為政治團體奠定被選民廣泛瞭解的基礎」。   有悖於時代潮流   美國沒有對競選活動期進行限制。裡德說,美國是一個「一直都處在競選狀態的國家。」雖然有意見認為固定日期的競選期亦有好處,但他指出,「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辯論應當是激烈緊張、有增無減的。此外,競選期亦應不加以限制。以兩周為上限的競選期嚴重限制了候選人接觸選民、討論問題和奠定辯論基礎的機會」。 著名的政治評論員、憲法專家馬塞洛•雷貝洛德索薩(Marcelo Rebelo de Sousa)認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不盡相同。」他認為,葡國的法律體系(澳門法律的基礎)「總體而言是正確的。」此體系規定了競選期和競選期之前的活動期,這兩個時期內均可以開展選舉動員活動。 馬塞洛介紹:「選舉期是傳送和接收選舉資訊的時期,特別是參選政綱。」他說,在葡萄牙,在選舉期之前和之後,候選人均可以進行宣傳。「所有的活動均受選舉法約束,以確保候選人之間的公平竟爭,但選舉法不會令他們禁言或消失」。 他說,同樣的原則亦顯然適用於從設定選舉日期到競選活動期間的政治評論和電視辯論,「以保證候選人的多元化,特別是在公共頻道」。 這是葡萄牙的情況,馬塞洛總結稱:「由於不同地區的法律有不同的視野,我尊重這一點,但澳門的情況不符合當前美國民主法治型國家的精神」。   葡萄牙模式   澳門法律對競選期究竟有怎樣的規定?澳門法律定義了競選期的日期。競選的正式宣傳期在投票日十五天前開始,於投票日兩天前結束。競選期之前的宣傳活動是被官方禁止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競選前活動是非法的。 選管會的指示中有許多令人費解的地方,自《選舉法》首次修訂以來就一直是這樣。即使此等限制對於各組別的競選辦公室成員及其工作人員是強制性的,當局也不能要求各組別的候選人在競選期之前禁言。 立法會2007年的法律意見提出了此方面的問題:「關於協力廠商(候選人和選民),相信這些指示有造成違法的風險。」因此,候選人可以提前向法院上訴。這是選管會主席葉迅生對那些聲稱受到政治程式檢察的組別的建議。 2001年批准的立法會《選舉法》是基於葡萄牙法律制定的。雖然澳門的立法會競選活動起止日期與葡萄牙的相關法律有區別:後者少一天,但是,葡萄牙全國選舉委員會的立場與澳門選管會截然不同。 葡萄牙共和國議會的《選舉法》注釋和注解版本向我們解釋了葡萄牙的選舉情況,其中定義:特殊時期是「不妨礙競選活動的啟動和發展,通常自法令發佈之日至選舉當天為止」。 據對該法案進行討論的法律專家稱,澳門的競選期也應當遵從此種解釋。 這是因為:設立競選期的原因並非為了禁止競選期之前或之後的宣傳活動,而是為了確保在此期間內,政府可以讓全部候選人以平等條件和公平的方式參加競選,並確保候選人在宣傳期內的公平宣傳。 在葡萄牙,只有兩種情況是被禁止的:在某些地方張貼競選廣告和訴諸商業廣告,如在看板上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張貼競選廣告。在葡萄牙法律上,「此舉的目的是防止政治團體通過購買宣傳空間或服務而引入不平等競選的因素」。 葡萄牙全國選舉委員會亦認為,利用Facebook付費推廣候選人頁面也是違反《選舉法》的。   重點:   裡克•裡德:「在我看來,禁止在競選期之前開展政治活動明顯是企圖鉗制反對派候選人的聲音」。   馬塞洛稱:選管會對待競選活動的方式「不符合當前美國民主法治型國家的精神」。      

既是對壘卻又同一陣綫

哪怕是青梅竹馬的好友,訪談中彼此也釋出善意,但亦難以隱瞞一個事實,就是彼此為競選對手。「新希望」第一候選人高天賜和「公民監察」利安豪,兩位均為今屆立法會選舉葡裔候選人,各見有不同的見解。一位說,立法會上討論太多;另一位則倡議另覓提出反對的方式。立法程序上,一位主張斬釘截鐵;另一位則盼求廣納意見。然而,主要政府官員問責制、立法議員不可一身多職,則是他們共同關注之處。   Sónia Nunes   – 那不如先介紹自己,你們認識對方嗎?是朋友嗎? 利安豪:我們從少己識對方,大家一起在澳門長大,也住得很近。 高天賜:大家是很好的朋友。   -在政壇上遇到好友,你有否感到意外? 高天賜:不會,他性格外向,也對影響生活的議題很敢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類人在澳門很缺乏。澳門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一切金錢掛帥,人們變得很自私自利。利安豪(林玉鳳第三候選人)在澳門政壇上是一股清流。   – 利安豪,你對身為立法議員的高天賜有何看法呢? 利安豪:我一直都很由衷感激他一路以來所做的事,尤其是在處理問題上的勇作勇為。在議會上,不要再上演政治「大龍鳳」,重新審視政策和政見,實事求事,這也是他參選的主要原因。   – 你同意現在的人鮮有關心政治嗎? 利安豪:這現象是澳門文化的一部分。事實上,澳門累積了一大片財富,也令事情複雜起來,當資源集中到這一程度時,就有必要改變社會政策,可惜,這改變還沒如人們所願的進行。   – 經濟急速增長而造成的影響,有否在葡人圈子裡呈現出來? 高天賜:我不認為這是主要的問題,人們講多行動少,問題的關鍵很簡單:只要一天還沒有主要官員(如行政長官、司長級人員)問責制,也不見得有何改善。官員不用問責,就會衍生濫用職權和貪污。我們現在甚麼都差,就是因為沒有主要官員問責制。   – 回到之前的問題,你看到今天困擾葡人社區的問題有甚麼? 高天賜:結構性的老問題,缺乏民主意味著葡人和土生葡人在政治方面,說話都沒「牙力」。這在社會範疇、居住、健康、交通等方面帶來了負面後果。有位立法議員向我說,葡人這群海盜,管治澳門400年,他們忍受夠了。他們認為,回歸後特區會變得更好,誰知北方來的更似海盜,偷盡這裡的東西,現在他們無食物。 若不正視問題的根本所在,繼續彼此唾罵也沒有意思。某些議員就如大戲班的演員,在立法議會中,只得四位代表公眾市民,其餘的都是鬧劇的演員。   利安豪:影響葡人圈子的核心問題,也都影響着普羅大眾,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但還有另一問題,就是葡人被邊緣化,這跟大多數的議題討論均以中文進行有關。因此,有說葡語的議員很重要,因為我們對議會起監測的作用。林玉風,雖然是華人,但她用葡人都明白的語言[英文],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問題,當我們可明白與會者的發言內容,事情就會變得很不同。   – 剛才你提到了語言障礙, 那應有甚樣政策保障葡人? 高天賜:我們嚴重缺乏優秀的口譯和筆譯人員。只有將葡語列入學前教育必修課程,才解決問題。這取決於政治意願,你無法扮教葡語,因為事實證明,學生根本不懂葡文。   利安豪:語言教學,是需要並駕齊車。在中文的輔助下,用粵語(非普通話)教葡文也很重要。葡人社區的公民參與是否有效,取決於雙語人才。把葡語納入華人的教育裡面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整體的翻譯水平欠奉,而中葡翻譯這專業卻是澳門的靈魂所在。大家都應雙語兼備的,因為我們對澳門建設的貢獻,有賴我們融入社區的能力。   – 居澳許可的申請積壓、換領身分證,都引起葡人社區的普遍關注。 高天賜:這是由於他[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居其位太久所致,很多事都變得太常規化,以致審批時間過長,申請文件堆積如山。   -這不止是政治層面了,而是官僚風氣嗎? 高天賜:可是,葡人的訴求常被置若罔聞,我們曾有聲音,要求撤換司長。我曾遇到有些案例,申請要等七、八個月,這是不能接受的。枉我們還自稱葡語國家平台,簡直恥辱。當中有人在背後從中作梗,削弱葡人,有傳統的勢力不喜歡見到太多的葡人留澳。   利安豪:花這麽時間這未解決叫人怎可接受。在澳門,若官方的政治話語,是想將自己定位為中葡國家合作的平台,就須保持友好關係,讓葡語社區繼續更新和自強。   – 有人高呼真普選,不值那些豪花五百萬澳門元的人,為何大家爭到「頭崩額裂」,非到那權力非常有限的立法會不可? 高天賜:從一開始,議席是用錢買的,梁安琪當然可以,她第二候選人也有機會,其他議席應輪到麥瑞權,他洗了八百萬澳門元。同樣,關偉霖背後也有一強大財力後盾支撐。有錢能使鬼推磨,選舉也是。一切將照舊不變,我有動力繼續過去八年的工作,因為澳門社會認可我的工作,這給了我力量。現階段這比賽,很不容易才有一位葡人擠身於立法會之內。 利安豪:在公佈我參選時,我已馬上說,我絕對無當選的可能,在直選的圈子裡,人們為爭取改變現況而戰,有所作為。轉變是一個艱辛的過程,經歷很多的敗仗,但一定還需要更多堅持這信念的聲音。   – 那你繼續的原因是? 高天賜:人們投我一票,我履行我的職責。我有一個使命。我是中國境內唯一的葡裔議員。人們不得不投給真心為葡人辦事的人,而不是只在選舉當日,走出來說自己幫助葡人社區,聲稱支持葡語學校等等這些把戲。我爭取的不僅是利安豪所爭取的,而是所有人。  …

投票準備就緒

 Maria Caetano   其中一個能夠衡量政治系統有效性的方法是在公眾參與度模型和地區的財富指數之間建立一個聯繫。公眾參與度模型可指向從專制到開放的程度,而財富指數則用以判斷該地區的貧富分化程度,包括通過人均GDP或其他全面的測量手段。但澳門的統計學數字並沒有質疑我們的制度,而是使之合理化。 理論上,我們被引導向一個結論——「既然它還沒破,就別修吧。」畢竟,政治就是,也應該是實用的,可能更多地,是指向增加社會財富。而社會財富可有助於社會福利合理分配、消除不公、促進社會進步。 一個更好的系統就是,不能引誘我們忽視了這個制度的終極目標在於,最大程度上保證分權而治。 多年來,備受推崇的刊物《經濟學人》告訴世人,澳門可能是唯一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單一經濟體,幾乎完全單獨由博彩業支撐。澳門用自己證明了發展可以有違所有理論和常理,這讓澳門成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奇珍異獸。 說到底,我們是在說的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也是一個奇蹟。對這個制度的信任就像是空中幽魂,讓人趨之若鶩,而非單純源於某個理由。 此次的選舉改革唯一的改變就是增加了部份席位,對能參選的各方勢力的比例來說並沒有任何改變。保留這種和諧是為了財富的穩定。 提議政策制定者在本地和中央政府系統都要發出有效的聲音,保證了經濟的現狀。這提議的意圖得到了所有本地官員的共鳴,原因有二。第一,用以保證民眾的支持和連任。第二,因為本地經濟對本地居民,甚至是對有發言權的少數人而言,都是一個黑盒子。這是一個由未知規則掌管的制度,而制度的穩定依賴於外來因素。 畢竟,就是這麼一回事。儘管這個系統晦暗不清又被神祕力量所籠罩,但潛意識裡這個地區的未來和對其操作模式的清晰了解仍舊,也會一直是非常緊迫的。 「澳人治澳」和「制度透明」,這個老掉牙的用來拉攏人心的口號的目標必須要落到實處。而這種想法也慢慢在政治系統中生根發芽。在國家融合的背景下,這才是自治的可能性和未來保有重要地方權利的可依之處。同時也是為了當最理想情況消失後,我們仍有能力避免混亂,保證獨立的穩定性。 與其把統計學數字解釋跟澳門實力不符的、毫無邏輯可言的前景一片大好, 澳門首先應該從完善政治制度開始,改變自身的無能為力,而不是抱怨民眾缺乏民主意識。只有擺脫多年養成的習慣性依賴,這個地區才能自由地為自身謀求發展。這意味著放棄權利集中,並相信澳人有能力治澳。  

選舉,我們關注什麼

   婁勝華 *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可以類比的,如果把政治選舉與體育比賽相類比的話,就不難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諸多相同之處,而結果的不確定性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共同點。所以,每逢各國大選時,賭博公司往往會活躍起來,出現以選舉結果作為押注對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關注選舉結果,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的。畢竟選舉結果是選舉過程的終點,也是選舉大戲的高潮。揭開謎底的時刻總是激動人心的,引起關注是再自然不過的。然而,細想起來,某些選舉的結果其實早就決定了,在澳門尤其如此,難道不是嗎? 分析影響選舉結果的幾個因素,無非是選舉制度、政治力量、候選人、政綱、競選策略等因素,歸納起來,就是制度因素與非制度因素。其中,制度因素則是具決定性的。難怪有人說,有什麼樣的選舉制度,就有什麼樣的選舉結果。 作為馳譽世界的博彩之都,澳門將於九月十五日迎來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對於此次選舉,究竟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呢?當然,以選舉結果最受關注。不過,此間,所有對此次選舉結果的猜想與預測卻驚人地一致,即多數現任議員將可續任,可競爭者惟幾席耳。 除了選舉結果受關注外,就是選舉過程了,包括各參選組別的競選活動,以及官方的選舉管理。一般說來,就關注度而言,選舉過程遜於選舉結果。然而,回顧以往澳門歷次立法會選舉,以及今年以來的選舉活動,卻爭議聲此伏彼起,未曾間斷。從私立機構與私人地方(包括私立學校、公司、大廈等)應否以及如何公平地向各參選組別開放宣傳,到疑似偷步宣傳及質疑與討論兩周的選舉宣傳期是否太短,再到選舉管理委員會是否有權刪除政綱中的政治訴求,以及社團活動與參選組別的宣傳活動如何區分……等等。 為何會產生如此多的爭議?並非像有人聲稱的那樣,是因為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社團參選容易產生不規則行為。實際上,在某些實行政黨參選的國家或地區,比不規則選舉行為更具危害性的賄選行為(“選舉之癌”)卻像擴散了的癌症那樣恣意侵害選舉的公平與公正。其實,澳門不規則選舉活動的出現更多地源于現行選舉制度未臻完善,尤其是缺乏詳細規範選舉宣傳等行為的細則性指引。 可見,關注選舉,不僅要關注選舉結果,更要關注影響或決定選舉結果的選舉制度。沒有公平細緻的選舉制度,何來公正合理的選舉結果? *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課程教授        

小城選管機制新挑戰

余永逸   公平的選舉,素來是選管機構所追求的。儘管澳門當局致力打擊賄選,但是舞弊的情況仍困擾澳門選舉多年。正如2009年的選舉,雖然舞弊的情況有所克制,但是在澳門賄選形式只不過由明轉暗,打擊賄選行為仍須努力。   然而,澳門政壇老手在選舉宣傳攻勢越趨專業化,為選管機構帶來新挑戰。這可從其宣傳方式中略見一斑。他們不再單純依靠上門宣傳政綱,從今次選舉中可見,越來越多候選人為選舉製作短片、建立網站並在網上發放信息。這些新媒體的宣傳手法,非常專業且引人注目。   老手候選人常透過所屬團體向選民發送禮物和現金,以贏取支持。又或者候選人在其超市以折扣方式吸引選民。有趣的是,他們的「大頭照」往往在這些禮物或商品的包裝上出現。   此外,某些候選人和他們所屬組織,有技巧地舉辦政治式社交聯誼,以引起選民的注意。 特別是,某候選人在處理公天糾紛、外地生留澳工作、選管會是否稱職等問題上手法嘩眾取寵,成功「抽水」吸引市民目光。再者,有人對候選人有所批評,網絡上醜聞和謠言肆意散播,抹黑情況更為突出。   候選人的宣傳工作,遠在選舉前早已開始,並非等到法定的宣傳期這刻才開始。有候選人早在2012年年底就開始動員居民登記為選民,為即將到來的選舉增加支持率。同時,在候選人提名之前,一些候選人還特意積極參加政治式社交聯誼來自我宣傳。   但是,澳門的選舉法似乎要落後於老手的政治宣傳。首先,即使規定候選人不許偷步宣傳,但是這些老手們一早由立心參選那刻起已不懈地為自己宣傳造勢。因此,法定的宣傳期顯得毫無意義,常在選戰中引起爭議。   第二,選管會本應根據相關法律,制止在非宣傳期出現的宣傳活動。但是,選管會卻「泥菩薩過江」,因執行偷步宣傳而飽受爭議,甚至承認跌入「偷步宣傳」定義陷阱深渊中。   第三,計算宣傳開支過程複雜,由於選管會難以定義宣傳活動的範疇,很多人都在質疑哪些活動開銷該納入宣傳開支。例如,非宣傳期的活動是否應該一併納入?社團發放印有候選人頭像的禮物是否也算作宣傳花銷的一部分呢?然而 很多候選人堅決否認這些屬宣傳開支。可惜,選舉法或選舉指引在宣傳開支的定義上又棋差一着。   澳門政壇老手,競選工作甚為專業,擅長動員身邊所有資源以達成目標。但選管會始終是臨時的機構,成形於選舉期間,消失於選舉之後。長遠而言,針對越趨「專業化」的宣傳造勢,則須要建立一個能有效研究和執行選舉條例的選舉管理實體。     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澳門選舉的政治涵義

盧兆興   9月15日的立法會選舉將對澳門的政治和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場選舉所衍生的結果將引起廣泛關注。   今次選舉將有33名議員誕生,其中14名由直接選舉產生,12名來自間接選舉,另外7名由特首委任。   重中之重, 是當中有多少與博彩業關係密切的候選人當選。未來數年內,賭權將重新分配,博彩業在此次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确在惹人關注。嚴格來說, 部份博彩業的議席應透過間選來分配,而非參與直選。   第二,最理想狀態是,間選議席由更激烈的選舉産生,遺憾地,12位間選候選人通常「直接當選」 。澳門若要變得更民主, 就須增加間選的權力,鼓勵更多候選人參加間選。否則, 無法改革的選舉制度,會成為滯後民主發展的主要原因。事實上,澳門早在1976 年已設立直選席位, 遠比在1991年才設立的香港,早超過十年。儘管澳門在選舉方面領先,但由於香港自1991年以來,引入更多直選的元素,停溜不前的澳門早已落後。   第三,20組別競逐14個議席位,仍是澳門民主的希望所在, 更甚,建制派候選人均對政府施政作出評擊。在某程度上說,這標誌著澳門政治的進步。但直選席位數量增加未如理想,導致普羅大眾有感, 政改對澳門政府來説,是非常敏感的話題。無疑,此次澳門錯失一個大幅增加直選席位的黃金機會。 第四, 委任制度在香港早被廢除,但澳門政府對委任制仍然「眷戀」 。不同的是,委任目的早已隨時代改變。在過去,澳葡政府通常透過委任中國籍議員以制衡過多葡籍議員的局面。但自回歸以來,特首並沒有用這項特權以提高葡籍人士及土生葡人在立法會的話語權。無疑,特首早應行使該權利,以致多葡籍人士及土生葡人更直接表達他們的訴求。希望澳門政府能在平衡議員國籍的基礎上,重新實行委任制度,否則,中國籍議員在數量上佔優,並不反映澳門多元民族共融的實情。 第五,建制派能否協助更多「愛國新血」進入議會,仍是發展的重大指標。建制派明顯青黄交接,長遠而言, 是政治改革的正面信號, 較開放及多「諗頭」的議員帶來更大膽的改革, 特別在橫琴的發展上,若更有利經濟多元化,澳門 將在相關地區有更大的「牙力」。   最後,建制派在此次激烈選舉中,仍表現活力充沛,更堅定且自信。這樣看來,可反映民主派的發展實在一日千里。長遠而言,這樣的發展對澳門未來政改發揮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9月15日的選舉會是澳門歷史上和政治上的分水嶺。總括而言,上述的幾個指標將會左右澳門未來的發展,特別在政治改革上, 與大陸更緊密的經濟發展,還有以博彩業為重的經濟。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系教授及系主任